黎明灰烬 +

干原治水

上大学的时候修过一门混学分的公选课——中国古代史。和所有其他的公选课一样,上课的学生要么旷课,要么缩在最后几排睡觉。但有一天下午老师讲的一个历史事件,直到今天仍然历历在目。

隋朝仁寿二年,黄河沿岸多个地方发生水灾,时任工部尚书的杨达前往河南郡赈灾。

水灾历来都是各朝政府力图救治的主要灾害,如果应对不当,轻则伤动国体,重则改朝换代。水灾已经发生了,杨达能做的也仅仅是调拨资源救灾。

作为一个有远见的中央官员,杨达在处理完赈灾事务班师回朝后,推动建立了一套新的官僚系统——“水道”。按照设想,水道系统负责黄河流域各郡县堤坝的建设、天文雨水的监测等防灾措施。杨达推荐了他赈灾时的一个助手——干原——担任河南郡的水道特使。原因无他,干原姓“干”,图个吉利。

虽然干原当选的原因和名字有不小的关系,但“水道”这个名字却起得有点草率,因为它和南方的农作物“水稻“重音了。好在百姓们不在乎“水道”这种官方称谓,对他们来说县令是县太爷,水道系统的官员就叫“河官”好了。

仁寿三年,干原上任。干原在地方有赈灾的资历,在朝中又有杨达撑腰,一时风头无两。

干原也是能吏,调动河南的各项资源解决水道问题。先是从各县抽调船只和劳力深挖黄河积沉的泥沙,再是拓宽水道并利用泥沙加高两岸堤坝。干原还在两岸栽种杨树,在黄河和支流中引入了南方的芦苇来保护水土。这种概念是比较超前的,地方政府一度不愿支持。这时“朝中有人”的重要性就体现出来了,杨达称赞干原的这套方略有“经天纬地”之象。

在接下来的两年中,杨树在黄河两岸快速生长,芦苇花也开遍了黄河和周边支流。干原主导的水道治理没让杨达失望,不光治理的那段流域没再出现险情,河南郡沿黄河的景观也蔚为壮观,一度引发周边郡县竞相模仿。

大业二年,因治水有功,干原调入长安。

隋朝的统治在不断地衰败,小小的水道治理并不能扭转乾坤。

大业六年,不断出现的匪徒在各地聚集成组织。这些匪徒组织颇有“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理念,抢夺手法是因地制宜各有不同。河南郡因有黄河,聚集了一批河匪。

河匪是最令地方政府头痛的治安问题之一。因为河匪的抢夺对象往往是官船或商船,一般百姓最多也就渡个河,没什么随身财产。河南郡的这批河匪已经聚集了很大的势力。他们抢夺的不仅仅是随船的货物财产,还经常连船带货收编。他们的作案方法也很难防范,这批河匪驱使抢夺而来的官船,大摇大摆地在黄河上行驶。来往的船只往往对官船心无戒备,直到对面的“官船”的悍匪跳上自己的船才知大难临头。

河南郡的河匪让官员们感到格外的麻烦。一方面是官船被抢无法向朝廷交代。如果仅仅是财物被抢还好办,再立个名目搜刮即可,各级官员还可以乘机再捞一笔。麻烦就在于官船被抢会被朝廷知道,河南官员们在朝中颜面尽失。另一方面是这批河匪用官船抢劫,这些事迹在民间传成了河南的官员驾官船抢劫商船。虽然官府抢劫民财毫无新意,但驾船抢劫商船乃至其他官船就颇具话题性了。一时间河南郡在朝廷和民间都声名狼藉。

面对如此悍匪,河南郡也不是没有采取措施,但组织发动的清剿行动均以失败告终。

每到这样的历史时刻,总是需要一个背锅侠,干原进入了地方官的视野。干原当初治水的芦苇丛,经过几年的生长已经布满了黄河的各个支流,不熟悉当地水文的船只从来都不敢驶入这些支流。而河匪原多是当地的苦百姓,对河流之间的连通了如指掌。无论抢夺是否成功,河匪的船只都能快速地驶入最近的支流,消失在芦苇丛中。有芦苇丛的庇护,官府的清剿总是无功而返,甚至有几次受到河匪的袭击丢了船只。因此可以说是干原主导的水道治理在某种程度上帮助了河匪。

有了合适的理由,河南太守上书请求中央调拨兵力围剿河匪。

彼时隋朝境内民变四起,中央政府的控制力日趋下降,根本无暇顾及河匪。为了履行责任,作为名义上的责任人,干原又一次被任命为水道特使,只不过这一次的任务变成了清剿河匪。

经过几年中央官场的洗礼,干原已经不是当年费劲心力,协调资源整治河道的那个干原了。他现在唯一想做的事情就是,赶紧解决掉河南的这个烂摊子,然后回西安。毕竟西安的荣华富贵可不是河南这种小地方能想象得到的。

干原依然是个能吏,到河南了解了河匪的手法后便拿出了两套方案。这两套方案从根本上抓住了河匪的痛点,首先是清除河匪的藏身依靠——芦苇,其次是破解河匪靠官船打劫的幻想。他确信这两套方案能彻底根除河南郡的河匪问题,只要等到秋天。

干原认为芦苇的问题是无法用拔草的方式解决的。一方面是投入太大,地方上不可能同意;另一方面,谁也无法保证在拔草的时候河匪不会从芦苇里钻出来。干原的方法很简单——烧。

大业四年的秋天来得很快,干原的计划省时省力,只要有点风帮忙就行,颇有孔明借东风的意味。干原命令官兵在河匪活跃的主要河口,同时引燃早已枯萎的芦苇丛。

大火整整烧了三天才熄灭。从点燃的那天开始,河南人民就体验到了二十一世纪中国人才能体验到的空气污染。漫天的大火不光烧尽了黄河和支流中的芦苇,也烧光了两岸的白杨。受到牵连的还有住在河岸边的农家和一些田里的作物。灰烬持续从空中落下,黄河沿岸的民宅、商铺、府衙统统都成了黑色,路上的行人仿佛都是窑上烧火的工人般浑身漆黑。干原不在乎,区区几家百姓对他这样一位朝廷大员来说算什么!

河南太守放火方案颇为不满。虽然他当初没反对干原,但谁也没想到这大火一烧就是三天,还把各县的官衙弄得乌烟瘴气,底下官员的告状信如雪片般飞来。

放火仅仅是第一套方案,干原声称第一套方案会解决当前的河匪问题,第二套方案能保证黄河上不再有河匪。

干原的第二套方案是发放牌照。这套方案要求所有在黄河流域内的官船,每天都要到水道衙门领取专门定制的牌子,同时水道衙门向所有官船派驻船监。船监的工作是管理牌子和与其他官船上的船监交换暗号,来验证双方是否是官船。必须承认,这套验证体系还是很现代的。

干原的计划是建立好发牌体系后就回西安。但发牌体系在某种程度上触动了当地的一些利益。牌子本身没什么问题,问题在于船监。虽说船监只是负责鉴别来往船只是否真是官船,但官船商船的交易暴露一个系统的监视下,很多事情就不方便操作。

干原的第二套方案遭到了比第一套方案要严厉得多的反对,河南太守忠诚地将这些反对声音传递到了西安。都城的官员们多多少少都和各郡县有着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利益关系。船监的这套体系让他们感到惶恐。虽然现在只有一个河南郡,但万一推行到全国那就不好办了。原本在放火事件中支持干原的老相识们,这次也都站出来反对船监体系。这些反对的声音,和最早干原治水方略有助于河匪的论调,掺杂在一起,连干原的老领导杨达也无法包庇他了。

朝廷最终下达了指令:发牌体系中的牌子机制保留,取消船监机制,牌子由官船上的第一长官使用。这样即解决了各路官员最担心的问题,也给了杨达面子,两全其美。

干原接到这样的指令后明白,他再也回不去西安了,他这辈子只能坐在水道衙门的案桌前,每天给来往的官船签发牌照。甚至,官船们来不来领牌子都是个问题了。

这是一个寓意深刻的故事。同学们听完不由得发出感叹:姓干河官,在县发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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